一群不劳而获的人，国家应该出手整顿了，谁在替他们负重前行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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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首先要说清楚一件事：我不是在讨论那些因市场不景气暂时找不到工作、家庭条件尚能支撑、正在全力备考学习或照顾生病的父母而暂时留在家里的人。那不是不劳而获，那是家庭互助，是社会在困难时期兜底的毛细血管。我在谈论的，是一群身体健康、手脚齐全，却把“不工作”当成人生态度，把“啃老”经营成职业，把“卖惨”做成产业链的人。 前几天，国家统计局刚发布了2026年4月份的分年龄段失业率数据——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-24岁劳动力失业率是16.3%，25到29岁这个区间是7.4%，30到59岁是4.2%。你看，年轻人就业压力确实不小，一百个毕业生里有十六七个还没找到工作。但问题是，在这些人之外，还有另一群人，明明有工作能力，却选择彻底脱钩。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，他们是压根不打算找。中国社会科学院2025年的调研数据显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：在18到35岁的青年中，所谓“全职儿女”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2.7%，比五年前翻了将近三倍。按照这个比例推算，全国有两百万到三百五十万年轻人正处于“居家照护父母、接受经济支持”的状态。这不是概念炒作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闲置。我还看到了另一组更惊人的数据——有些研究机构估算，如果算上那些表面陪着父母、实际什么活都不干的“避险依附型”群体，这个数字可能高达两千四百万。其中超过一半的家庭，每个月要给子女“发薪水”超过五千块。有的父母自己一个月退休金才三四千，还得从中掏钱来“雇”自己孩子做家务。你品，你细品——月薪五千的全职女儿，她妈还得给她发年终奖。 网络上现在流行一句话，“全职儿女”是在提供情绪价值。说白了就是“我陪你说说话、帮你做顿饭，你养着我”。有些人自我包装得特别溜，说这是“家是最小国”，说这是“代际契约重构”。可你要真拆穿了看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刷短视频八小时，打游戏六小时，中午外卖钱从爸妈微信转的，晚上音响开得震天响，就等着父母下班回来做饭。这不是什么家庭互助，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人家爹妈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是，管不着。但这里头有个边界问题：当这种行为从个体选择变成一种普遍社会现象，甚至被包装成“生活方式”在网上批量输出价值观的时候，它就不仅仅是家务事了。现在的网络上，刷一刷直播、点开一个短视频，你能看到各种“卖惨”剧本。什么“带着生病孩子的单亲妈妈在出租屋里翻垃圾桶”，什么“养母精神异常被村里人欺负的少女在寒风中捡破烂”，全是排演好的。前几天公安部刚公布了一组数据：2024年，全国公安机关一共侦办了网络谣言案件四万两千多起，查处了四万七千多人，关停了三十三万多违法违规账号。一个打着“助农”旗号的团伙，在乐山搞卖惨摆拍，涉案金额四百四十多万。他们雇人演果农、演收购商，网友们含着泪下单的水果，赚来的钱最后进了这帮人的口袋。你在凌晨三点还在加班赶方案，你在物流仓库里扛到腰肌劳损，你在冬天大雪里扫了整条街——这些人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出租屋里打着“助农”的名义，骗你的同情和钱包。 网络直播和短视频领域的整顿不是没在做。2025年，中央网信办的“清朗”系列专项行动，专门把整治AI技术滥用、网络黑嘴、虚假摆拍、直播打赏乱象全都列了进来。但这件事不能只靠专项行动来刮一阵风，得常态化。对那些靠“卖惨”收割流量的账号，平台的责任心不能像弹幕一样刷过去就没了。流量即收益，收益即金钱，平台不是不知道，是不舍得关。再说另一种“不劳而获”——单位里的隐形人。有些岗位，他每天准时打卡，比谁都积极，但坐到工位上就开始刷短视频、刷朋友圈。交代的任务能拖就拖，能混就混，领导在的时候键盘敲得噼里啪啦，领导一走立马瘫回去。拿着工资，享受着五险一金，产出基本为零。这种人偷的不是老板的钱，他偷的是那些认真干活的人的尊严和精力。你加班到凌晨，他第二天轻飘飘来一句“你那么拼干嘛”，好像认真工作反倒成了不正常的事。公职系统里同样有这种现象。2025年10月，湖南永州市两家单位分别公告，有两名公务员因为连续旷工十五个工作日，直接被登报辞退。云南等地的地方政府也在推进清理“躺平式干部”，那些占着编制却不想干活的人，该走就走。这种态度值得肯定，也说明了一个趋势：“铁饭碗”不代表“铁不干活”。让真正愿意干事的实干者上位，让那些“混日子”的腾出位置，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：2025年全国平均每个家庭只有2.52口人，比十年前少了将近五分之一。家庭变小了，老龄化却在加速。民政部数据显示，全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3.1亿，到2035年，这个数字会突破4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你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，你不工作、不交社保、不创造价值，你不是一个人的事。你在消耗有限的家庭资源，你未来老了要靠社会的养老保障来兜底，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给这个系统添过一块砖、加过一片瓦。谁来替你填这个坑？是那些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卖煎饼的大姐，是干到凌晨才收工的外卖骑手，是还在流水线上站着操作机器的工人，是无数个你看不见却离不开的普通人。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：国家不应该只靠引导和劝诫来对付这种风气。地方上已经在做一些积极的探索——比如山东省在推动“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”，把就业服务嵌入社区日常生活，让那些愿意工作但没有门路的人更容易找到机会。但这种模式针对的是主动求职者，对那些根本不想动的人，机制还不够硬。我建议可以考虑出台一种制度——对身体健康、有劳动能力，但长期没有正当理由不参加工作、不接受职业培训的人，设置阶段性社区劳动义务。比如，二十五岁之后，如果连续两年没有任何社保缴费记录且未在校学习，就应当到所在社区报到，参与一定时长的公共服务劳动，超过期限不予配合的，相应扣减其未来可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。这不是惩罚谁，这是让每个人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为自己的生存成本、为社会的基本运转，尽一份最基本的义务。国外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调整劳动处罚体系和相关制度，虽然国情不同，但思路值得参考——你不能只享受权利，不承担责任。评论区总有人说，不要动不动上纲上线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是，我尊重选择。但前提是，你的选择不能以透支别人的劳动和牺牲公共资源为代价。那些真的遇上了事、暂时需要喘口气的人，我们不苛责。家庭有困难需要留在家照料的，我们理解。但是那些明明可以自食其力、却把懒惰包装成“清醒”，把寄生美化成“独立”，甚至拿着别人的同情去变现捞钱的人，请你们正视一个问题——凌晨三点的煎饼摊前，没有人欠你一顿饭。真到了冷风灌脖子的那天，你回头看看，是不是那些曾经被你嗤笑为“太拼”的人，在替你们一家扛着天。